我看美文

贾梦玮先生发表了一篇《当代散文批判》，批评“中国现代散文理论”“没能就白话散文的语言技巧问题提出很高的要求”，“有一种尚‘素’的倾向：重‘简’轻‘繁’，重白描轻形容。”我的理解，贾梦玮先生批判“素”，并不是倡导“荤”，而是嫌他读到的那些散文，语言上贫乏无力，苍白失血，因为“散文之美很大程度上来自语言”，故而对许多散文（我想不会是全部）的身份颇有置疑。

散文要写得美，恐怕并无异议，如同女人长得美，大家都不反感一样，是现成的真理，放之四海皆准。语言是散文家必过的一关，自不必多说（不止散文家，小说家与诗人均如此），技巧，也十足重要——伍立杨的《文字灵幻》，我的《中文的衰微》，都讲到了这一点。然而，“语言”与“技巧”真的如老屋的窗栏板一样可以离开主体单独存在吗？如果一篇散文真的如语文教师眼中的《岳阳楼记》，“衔远山”句是文采，“先天下”句是思想，角色清楚，分工明确，那么这样的“经典”，就太易于炮制了。

笔者曾经在评价董桥时写道：“一切精奥的思想都蕴含于语言之中，思想不必仰仗理论，因为思想首先表现为语言。当我们追溯时间的河流，与先秦的那些智者们相遇，我们很难分清刻在竹简上的那些隽语，哪些是思想哪些是语言。”——在这样的文本面前，强调什么“文采的华美”，以及“技巧的娴熟”，未免显得可笑。我同意贾梦玮者，在于语言的板结僵硬确实成了今日文学之癌症，然而灌铸了语言之美的，并不仅仅是什么“技巧”，而主要是精神之美。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由伟大的灵魂支撑的。当我们被海涅或者屠格涅夫山海一般明澈宽广的文字所包围，当我们于纸页间呼吸到心灵的氧气，又有谁，去顾及“技巧”的存在？

董桥的“语言”出自他的“创作”，然而这“创作”却不是依赖上天的赏赐，而是与一个深远的文化背景有关，那伫立了上千年的文化风景，恰巧触动了一个现代游子“立体的乡愁”，才能使阅微草堂那样的岁月真的流回到眼前。他对这个心智贫乏的时代的反动肇始于语言，然而他的语言里又凝结着多么黏稠的精神血液！所以，文字高下的本质并不在文字本身，差别正在于心魂。散文需要美，但不是装饰品，否则就实在辱没了散文的存在价值。

博尔赫斯说过：我们文学的贫乏状况缺乏吸引力，这就产生了一种对风格的迷信。相信这种迷信的人认为，风格不是指作品是否有效，而是专注于表面的技巧，从而忽略了灵魂深处的信念与激情。而所谓“完美”的作品，是最不稳定的；相反，不朽作品的灵魂，则经得起烈焰的考验——《堂吉诃德》赢得了它同译者的斗争，再拙劣的翻译语言，都不能改变它的灵魂。